布莱克本尔两兄弟，比兹尔，李尔屯都是当地一个自由俱乐部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并没有特别的科学宗旨。他们开始对爱德加的催眠报告作初步的观察，这种观察并不带有任何特定的科学研究目的的，只是在俱乐部的档案中记录并保存催眠所提供的事情。他们都清楚什么是江湖骗子，也读过相关著作如美国作者托马斯·哈德逊的《心灵现象之规律》，也听说过对透视功能、梦游症的研究已经在欧洲的研究流行一百多年了。
十八世纪，在美斯罗和德皮斯格之前，一位名叫麦克斯威尔的先驱者曾经这么说：“即使没有医生的帮助，生命的精神可以治好任何病……，共同的、唯一的药物只有一个，这就是将生命之灵赋予恰当的客体。”
美斯麦发现了一种自然治病的方法称之为“磁场”程序。1784年，德皮斯格对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牧羊少年试行了磁场性测试，发现了催眠术，维克多进入深深的睡眠后，开始说话，给旁边的一个人诊断了病情。
之后的第二代探索者在法国，德国，英语发现一些类似这种敏感的人，并作了仔细的研究。出色的科学家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出版了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催眠家变得时髦起来，许多人都到他人那儿去，而不是去医生那儿。效果好得确实令人惊叹，事实证明，催眠逍们能准确诊断病情，开出药方非常简单而有效。
人们都愿意上门找有透视功能的人而不去看医生。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自然的事。医学专业处于黑暗的、受藐视的时期。催眠家们很少开有强烈性的处方，而且总是强调病源来自心理状态，完全可以通过催眠建议治好。
有关催眠术的材料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得到大量收集和印刷，这些材料成为催眠术的现实证据。卡尔·德·比尔在他的题为《神秘主义哲学》一书中讲述了这种现象，引用了几个作者的观点，并预测其中的一位作者，杰期汀·科那博士“将是下世纪最著名的作者。”科那博士就郝飞女士的事写道：
“她是普雷斯特的先知，可以敏感到能在没有接触人的时候就了解病人的感觉和处境，令人惊叹地描写出病人的病痛状况，而原先无一点了解病人的信息。”
许多催眠家们亲身体验到了病人的症状，人们把这种之为“敏感”。也有的催眠家们进入睡眠，醒来后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病状，人们把这称之为“直觉”。敏感的催眠家们经常受苦，因为他们从病人那儿感觉到病痛，而且有时会短暂双目失明的、患忧愁症的，直接体验包括几乎所有的病人症状。
直觉性的催眠家就不那么受罪了。只是进入睡眠，醒来后一切都结束。经过许多种试验证明，在昏睡的过程中，正常的物理生命的全部活动都隐退了。把一个苹果给睡眠家吃后，进入了睡眠。在睡眠中再让他吃别的东西，比如一个糕点。吃了后品尝糕点的味道，并描写其味道。然而，醒来后他嘴里的余味仍然是苹果。曾经有一位女士催眠家，进入了催眠状态竟连达六个月，这段时间里，她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她习惯于新房子，住在那儿，做饭，清洗和娱乐。最后，当她醒来后，现实的地方完全成了陌生的地方，她在房间里什么也找不到。
由于大量的有关催眠术的书本占领了市场，权威的医生学们开始联合起来。美斯麦被定罪为行骗，许多事实被查出来，统统被一起定罪。一种对建立新的诊断病情的希望消失了——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体系实际上早已存在于人类之中。有关所谓的“调查”，德·皮乐有那么一段报告：
“1831年，这个曾经在几年前开始介入调查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报导，确认了所有可信的催眠现象可以在“巴黎医学堂”上阅读到，但沉默显示了在一些人的内心深有不安。当这份报导，请求安排印刷时，学术专家、权威对此忍不住抗起来，其理由是：报道的真实性会使一半生理科学得到毁灭。”
七十五年以后，催眠术被忘记的一干二净。权威的医学达到全盛时期。因而，当布莱克本俩兄弟和他们的同行开始研究爱德加的直觉催眠术的时候，权威医学家同样表示出怀疑的态度，这正是如一个世纪前他们的同行们一样。他们对爱德加作了同样的测试，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他们要求爱德加给当地的一个牙医的母亲作催眠报告。这位牙医的母亲住在附近的一个城市里，当爱德加进入睡眠后，他们把她的名字住址告诉了爱德加。爱德加诊断了她的病情，提出了治疗方法。然后，他又被要求描写出牙医母亲所住的房子。他说了房间的墙壁颜色，墙上有什么画，窗户的的位置，床的位置。他还说出了床上的弹簧来自哪儿，床垫里的棉花是在种植的，还说出了床的其他部分是哪些城市制造的。
医生们尽可能的查出爱德加提供的信息，发觉她对房间的描述完全正确。然而，医生们却无法查出对制作床的钢材、棉花、木瓜的来源。
一位住在田纳西州的妇女一直无法治好她的病，这次自动提出授受催眠术的治疗。爱德加说她肚子里有伤口，胃裂，她建议忘记医生的那些药物，每天早上用一个柠檬，切成两半，吃一半，然后可能的走路到身体能够接受的那么远，休息一阵再往回走，一直到家，在另一半的柠檬上洒一些盐，吃下去后立即喝上两杯水。医生认为这简直是一种玩笑。这位妇女决定按照爱德加说的做。几个星期后，她告诉爱德加，她感觉良好，每天可以走几英里路，食物在肚子里消化良好。
其他的一些催眠术报告也总是那令人不愉快的被证明了：准确无误。绿格林市的一个人写信给纽约的一个熟人，其中描写了爱德加的催眠术功能。这个人说爱德加的一套全是骗人的。作为试验，一天上午，爱德加被要求给此人作报告。说出此人在纽约的哪个地方，说出此人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的经过。爱德加的报告跟踪此人到香烟店，然后是办公室，阅读了一部分信件，记录了一部分电话内容。这些信件、电话内容立即传到纽约的那个人。他回电说：“你完全准确报，我立即就到绿格林见你。”这个人到了波林格林后，劝爱德加同他一起去纽约。他说他们一定会赚上万美元。但爱德加拒绝了。
1906年的秋天，教育自由俱乐部决定把催眠术作为每个月的晚餐会一个主题，为了示范，他们要求爱德加给予催眠术报告。当地的大多数医生都来晚餐，晚餐会还有周围地区的一些医生们。为了准确做催眠报告，爱德加在家里先吃了晚饭。布莱克本来接爱德加。格秋非常担心、紧张，她要求布莱克本许诺：
“你一定要保证不会在他睡着的时候作小动作，我不愿意看到他身上扎针，或者在他玩弄猴子戏，我只愿意看到他回来时同去的时候一样好。”
布莱克本担保的说：“我会照顾好他的。”
在晚餐会上，爱德加在讲坛前的沙发上进入上睡眠，被告知一个住在郊区学校宿舍的生病的大学生的名字。这个大学生是在场的一位医生的病人。
爱德加开始说：“是的，我有见到此人，他已经伤寒中恢起来，脉搏跳动次数是每分钟9次，体温是华氏101.4度。”
那位医生说病情诊断完全正确，调查委员会上网医生去现场核实。在三个医生走了以后，大家开始争论起爱德加究竟是处于意识还是非意识状态。
有的说他处于催眠状态，有的说是入定状态，有的说是做梦状态。第一次来的一些人想来确实。他们不顾布莱克本的阻止，一个人竟把针插入了爱德加的手臂，手掌和脚。爱德加丝毫没有反应。另一个离开房间，一会儿拿来帽子别针，布莱克本还没有来得及上前阻止，他就把整个别针插进了爱德加的脸颊。爱德加仍然没有反映。
一个医生说:“他完全麻木了。”说完，打开笔刀，很快在爱德加的左手大拇指的左手大拇指上划了一刀，慢慢地，指甲从内上分离出来，爱德加没有显来疼痛的样子，也没有出血，他于是收起了刀子。
突然，爱德加醒来了。他一下子感到疼痛，医生们道歉说，这只是几个科学试验。并不是有意伤害他。爱德加一下发怒了，对布莱克本和医生们说：
“我不干了！我让你们测验我的催眠术，给了你们时间，而你竟不顾我的感受，也没有起码的礼貌、尊重，就这样我身上又扎又划。我以为你想找到真实的结论，然而你们并不是，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服你们。尽管你们已经见识了许多奇迹，还是不相信奇迹。你们以为除了自己是正直的，其他人都是骗子。你们不会接受他人诚实的实证。我也不会再为你们中的任何人去证明什么了！只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做睡眠报告，那些相信我的人。”
他走出去了。
爱德加的小指甲再也没有长好。那年冬天，指甲溃烂，发酸，这使他忘不了这件事实：为了寻找秘密，刀子竟插入手指。从那时起，再也没人找上来，俱乐部的调查小组解散了。
然而，对他的责疑依然萦回在爱德加的心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比那天晚上的行为伤害跟严重。
奇怪地能力到底恩赐还是恰恰相反？令人畏惧的只有一件是：这种功能无法被解释清楚，无法弄明白。自己应该使用这种能力吗？这对自己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或在他自己身上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就如从他自己开始这种奇怪而迷惘的命运之困，使他结束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呢？
爱德加逃离了科学家们，然而却逃离不了自己。当他正视这种人类的知识、无法理解的威力尾随着自己，等待着记录和发掘，就像宁静的乡村田野底下咆哮着的地下水流。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内心骚扰，一片云变成了恐惧的暴风雨，迫使他不断思考。现在，他每次都要正视这视这件恐惧。如果他该让儿子或女儿掌握这种奇怪的思维能力，事情会怎样？
格秋也同样恐惧感，但是她对外在的爱德加的爱——她把自己的心给了这位善良、宽容、警觉的年轻人——是那么深，她顾不了爱德加复杂的内心，而保持执着的爱。
那几个月里，她显得更自豪，精神饱满，聆听上天的指引，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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